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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秋语录

秋天里,追求完美的叶子随风漂浮,直到它开始腐烂沉寂于泥土!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不望子成龙--忆我的父亲梁漱溟  

2005-05-13 10:55:43|  分类: 焦点人物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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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即是这个人的本来面目。完全、时时以本来面目出现的人恐怕是没有的。父母在子女面前会显现自己绝大部分个性、品格、见识、习惯和嗜欲等等。因此,通过看他怎样做父亲,可以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。

在父亲,不舍众生是一个大愿,大到无尽头,救国也是头等大事,家,自然排在后面。

中国人把"成家"用作结婚的同意语。结婚不只是男女结合,跟着来的有一大堆事,故此中国话里又有"家累"一词。许多人成家以后以全部或绝大部分精力挣钱养家,他有幸不必这样做。他说,这是他的妻子--我们的母亲十分节俭所致。我以为节俭尚在其次,首要是她一力承担且无怨言。

别人怎样看他将家务置于不顾呢不曾受到非议。我以为这里面有旧意识的遗留--男人主外、女人主内。父亲脑子里就有。也因为在外面他真的是拼命干。

他们于1921年结婚,共同生活了14个年头。母亲去世以后,他决定不续娶。不能设想由他带小孩过日子,我们兄弟二人是在别人兼顾下自己长大的。

当有家的时候,亦即母亲去世以前,我们的家曾经在北平、广州、邹平各住了较长时间,即通常所说的曾在那里"安家"。我们三人是安了,他没有安,常常外出到什么地方,经常不在家。幼儿最初的记忆是构不成"故事"的一个或几个"画面"。我最早记得的画面之一是,母亲领着我在一条极整洁安静的街上走,然后进入一所洋楼,那是医院。这是因为收到父亲从济南来信,说因为用脑过度,头痛、严重失眠住进了医院。

"逃难"一词如今在中国人脑海里已经十分陌生。可是上几代,包括我这一代却不然。每当战事兴起,中国人就逃难。进入20世纪,这几乎全得自我们东邻的赐予。对一家人来说,逃难是头等大事,"当家的"一定会担起这件事。我幼年逃过两次难,父亲都不在场。

第一次是1932年。日本人头一年占领东三省,转过年来侵入热河承德一带,又南下威胁河北省,谁知道他们在哪里停住北平市民纷纷逃难。这年我4岁,哥哥7岁,母亲带着我们先去张家口又从那里转赴大同,住在一位表舅家。依时间推算,这时父亲正在山东邹平县实验自己的理想--乡村建设运动。

第二次逃难是1937年。"七七事变"之后三个月,日军从河北进逼德州,山东将成为战场,这次是堂姐培昭带着她的五个孩子加上我们两个,离邹平去青岛。这次有记载可查,他在南京开会。母亲去世,他在悼亡文里写道:"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候,她又早早离开我,给我以爽利的身子,容我以全副的精神,对付大局问题"。所以,他的不在场原在预料中。

第二年上半年,华北、华东沿海沦入日本人手中,战争在华中进行,形势是中国将退守西南、西北,要经过长期搏斗而后取胜。面对这种形势怎么办我们逃难他不在场,是一时的事,让亡妻留下的两个孩子住在敌占区而且形将长期隔绝就不一样了。感情过不去。他做出抉择:由一位远房兄弟把我们从青岛经上海、香港、广州带到汉口,在这里与他重聚。不过这重聚只是暂时,不让家事拖累所奔赴的大事,这个原则不变。势所必然,还是要把我们托付给别人。在汉口住了半个来月,就去湖南衡阳,他的大妹、我们的姑母在那里。

母亲去世,是姑母首先受托照顾我们。一年以后她去苏州,接手照顾我们的是堂姐培昭。此时姑母从苏州退到湖南,又要把我们再次托给她。至于他自己,抗战的中心在哪里,他就在哪里,但也只是以中心为中心而已,奔走各处是一定的。

离汉口去湖南时,我没有表示不同意,经历使我知道事情定将如此。可是到了湖南我又不肯留下,他将去重庆,那不是隔得很远吗

听着他和姑母商量着怎样安置我们,我在另一间屋子哭。听到哭声他们过来问怎么回事,我说,我要去四川。这使他心中不忍。幸而我们还有一位表姑,刚刚从山东退到四川南充,这又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。他把我们从湖南带回汉口,再带到重庆,在重庆只短短几天,又出发去到川北南充表姑那里。

也许是十天以后,他即将返回重庆,这次却是哥哥流泪了。他向来是不提要求的,所以他只是流泪。问起来才说:今后照顾弟弟的责任恐怕是落在自己身上了。他预测得很对,表姑的孩子不满周岁,而我们毕竟又长了一岁十三岁和十岁,从这时起1938年,哥哥充当了我实际上的监护人。

把我们送到南充,首先还不是因为这里有一位表姑。母亲去世,父亲说,"朋友聚会处,就是我的家"。南充是继邹平之后的朋友聚会处1937年春夏之交,父亲应四川省主席刘湘之邀协助四川办民众教育,地点选在南充,战争开始,南充遂成为朋友聚会处。他既决定不再娶,本着"朋友有通财之义"的精神,声明"家中财物悉托朋友共管"。他已经没有自己的家了,"朋友聚会处"当然就是我们的家。

1940年,"朋友聚会处"从南充迁到重庆附近来凤驿,一年后再迁北碚,我们总是随着迁移,在一种少见的方式下长大。

1944年,阎宗临先生父亲早年的学生对我回忆说:"中秋那天晚上,我生着病,一个人躺在宿舍里,冷清清的。先生来看我,拉着我的手说,他一旦认准一件事必须做,是妻子儿女都不顾的。"这在别人听着多半会觉得是一句豪言壮语,我听着则是一件已经发生过的事。

他不像一般父母那样愿意孩子过上好生活,钱多标准高,钱少标准低。依我体会,他心里有一个原则,我揣测其意归结为一句话:不虞冻馁便可。

他这样做并非有什么治家的主张,更不是遵守某种教言,完全不是外来的,硬性的,只来自内心不忍--不忍见别人的苦况。因此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向下比,不是向上比。

祖父早年家境寒苦,待到父亲出生,家境已属中等,故而他并非"苦水中泡大",而是他的心在这方面特别容易为别人的苦而疼痛。他自己不肯,也不愿见自己周围的人--其他亲属、学生、身边工作人员生活优裕。

正因为他将"不忍"转为愿力又付之行动,才有了那些为他的愿力所感动,所吸引,而来到他周围的人。我们既然自幼包括母亲在世时生活在"朋友聚会处",也便"传染"上了这种生活态度,父子间有多方面的相互理解和默契。怎样对待物质生活只是其中一方面。

在我最早的记忆中,有一个简单画面组成的伤心故事。时间在迁居邹平之前,大约三四岁。父亲从外省回到北平,或许是和许久不见撒娇的心理有关,我突然萌生一念,想买一架玩具飞机。恳求变成哭泣,从晚饭前恳求到晚饭后。母亲看不过去,替我说一句话,这才同意带我去西单商场。到了玩具店,一问价钱都嫌贵,最后是买了一件很便宜、我并不想要的玩具回家。

下一个故事发生在1939年末。

早在普遍议论政府势将迁川时,他说,"你们向西,我向东"。于是,他到华北、华东游击区考察。元月出发,十月归来,据所见得出的结论之一是:"老百姓太好,老百姓太苦",苦到不能设想,本已无法维生,仍为抗战尽力而一无怨言。向国共两党通报过游击区所见,他就回"家"了。这是他的活动规律--在两次大忙的空隙回"家"。这次他下了很大决心要和儿子一起呆较长时间,似乎是放寒假的次日我们就离开南充去重庆北温泉,住了半个多月。

在这段时间里,他做了别人不能替他做的事:长时间讲我们那个年纪能够理解,需要知道的国事和家史。天天一清早去游泳,他不会,很高兴看我们游。

温泉公园有十几处旅舍,只有一处餐厅,一日三餐必定去那里吃。顿顿素菜、素汤,时间稍长,堂倌和我们面熟了,他越来越奇怪,做父亲的从来不给孩子吃肉,两个孩子也不说想吃肉。有一天他终于想替我们提出要求,问道:"你们不想吃肉吗"父亲听他这样问,抬头看我们,他的神情是:要不要吃肉,由我们自己说,而又期待我们表示不想吃。

我们说不想吃,是真的不想吃,和他的期待相合。我的哥哥是极实在的人,他看我的稿子看到这里,要我补上,春节去北碚镇上吃过肉,以免叙述落于一偏。

难得的相聚将近结束,三人来到重庆,即将分在三处,哥哥回南充,我去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重庆以北合川县。和父亲分别是常事,长到12岁兄弟分在两地是首次。哥哥是搭一辆卡车走,卡车将要开动时,我哭起来。通常,离情别绪几乎一定会促使一位父亲为孩子买一点东西带走,可是他没有这样做。

自从玩具飞机买不成,我不再提"过高"的要求,其实父亲不仅不反复叨念一个道理,干脆是不说训诫性的话。

第一个故事发生时,还不能对我讲道理;第二个故事发生时,可以讲了,却完全不需要讲。他的意见经常不见于言语中。据说祖父从不对小孩板着脸,他算不算板着脸呢可以说近似。欢悦的表情罕见,喜怒哀乐多在眼神里,意见也在眼神里。这显得沉静,有一股坚韧劲,让你觉得他采取这个态度纵使不合你的意,却完全没有对你而来,这番意思是固有的,并且不是摇摆的。回想起来,他是一切方面都不做硬性规定,从不指明我们应该怎样做,只有一个得当与否的暗示。

多数情况下我们能处置得当。1943年,他有一封信,指出哥哥有特意省钱的意思,这样不对。他说:"我平时既以钱助人,则我亦可用人之钱。""需用钱时则钱随时可有,并不难也。"

哥哥从幼小时起不给大人添麻烦,我则反之。据说淘气,要求多而强烈。

我之"难办",由来久矣,不过最难办的一段时间,恰是由父亲一人对付。

哥哥各门功课同样好,我是非常偏。极怕数理化。如果病只在偏,那还好,恐怕最重的病在意欲纷杂。不必缕述我在1940年至1947年间一共改变了多少次主意、换了几个学校其间还两度退学自修,可以说我的愿望简直南辕北辙,一时要投考空军幼年学校,一时又说不耐正规学校施教方式,愿意在家自修,进了美术学校又想转学新闻。若是别的家长早发火了,能感觉得出父亲每次同意我改变主意都属勉强赞同或勉强不加制止。当时我只顾高兴又获批准,对他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全不留意,等我留意了,却已太晚、太晚。那是在他逝世后四年,为写这本书通读他的全集时才感慨万端地发现那道理:"大约一个人都蕴蓄着一团力量在内里,要借着一种活动发挥出来,而后这个人才是舒发的,快乐的,也就是合理的。我以为凡人都应该就自己的聪明才力找一个相当的地方去活动。喜欢一种科学,就弄那种科学,喜欢一种艺术,就弄那种艺术。总而言之,找个地方把自家力气用在里头,让他发挥尽致……"这说的不正是我吗然而与此同时,这又是一个普遍的道理,人人应该如此。

我还读到实为重读他当年给我的信:"一个人必须有他的兴趣所在才行,不在此则在彼,兴趣就是生命,剥夺一个人的兴趣等于剥夺他的生命,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的生命"

他想鼓舞我的兴趣,增强我的生命,允许我试了一次又一次,这是他的父爱方式。

说他是在效法祖父,至少是看得浅了。读过全集我才懂得他对人类生命自有其看法、自有其期待。假如他对儒家哲学有所阐发,就在这里。他在30岁以前就已形成了这种观点。

当我东奔西突时,哥哥对自己将来干什么已有明确意向--为社会大众服务,写信问父亲做什么比较合适。回答是:只要有这番诚意就好,干什么都可以,而且"有无成就,亦可不管"。那时我够不上谈这个问题,"有无成就,亦可不管"包括我在内,则是清楚的。

50岁时的父亲(1943年摄于桂林)

有些家长喜欢子女步自己后尘,督促子女在学校取得高分更是常见,他却从来不问我们考得怎样。不是分数高低不代表什么,他是引导我们不把注意力放在分数上。他对中山大学学生说过:只有你想吃,吃着才有味,吃了才消化,成为"你自己的"。

哥哥还曾问父亲:作学问与作事是否为两条路,自己宜于走哪条路

他的答复分作两点:平常熊十力先生教育青年,总令其于学问事功二者择其一。择取之后,或再令细择某学某事,"这自然很有道理,亦是一种教法"。不过他似乎更肯定自己走过的路:"一任自己生命所发之要求而行,全无学问或事功之见存。"出世的要求强,看佛书多了,不知不觉转入哲学一路;当感受到中国问题的刺激,心中解决社会问题的要求强,不知不觉涉足政界,全不是有心去求得的。再一点是:现在任何一件事没有不在学术研究之内的。例如为解决人民生计而搞合作运动,合作就是一门学问。学或事"不必太固执一偏"。他特意说明,这虽是他走过来的路,却不必学他。依他看,发愿是根本,他发的是佛家那种愿,他从不希望别人这样做。他深感外语不好缺少治学工具,只一次在信中说,或许培恕将来能学好外文,并无具体要求。他对我们的期待只是发愿为大众服务,生命力得到发舒,即是好的人生。

1943年初冬一个黄昏,我提着两件小行李,穿过一座惟有荒草和坟头的山岗,来到桂林穿山脚下,找到无锡国学专科学校。父亲借住在这里已近一年。我从重庆来和他同住,并且不打算上学了。

无锡国专战时由江苏迁校至此,一切因陋就简,教室是木板屋,里面抹上混合了稻草的泥巴以免漏风。他住的一间房,是从大教室隔出来的,一床、一桌、一椅两凳。

我进屋时灯已开着,虽预知几日之内我将到达,待见到我的身量仍吃一惊,所以那天日记里便写着"数年不见忽已成丁"。

出于学校的盛情,次日在教员宿舍阎宗临先生家隔壁,又借一小间房给我住,并且父子二人就在阎家吃饭。自抗战以来他一直过这样的日子,在某处借住,在某人家吃饭。我住的那小间摆一张方桌,阎先生家六口加我们整是一桌。两处相距约半里地,一日三餐,他要往返六次。

晚饭后才真是重聚的时刻,我去看报纸和他当天收到的信数十年间都是如此,这是他给我们兄弟的自由之一--知道他在做什么并可以发表意见。,然后父子相对隔桌谈话。至今记得有三次我的谈话内容使他深受触动,当时不知其所以然。

一次是转述从同学那里听到的关于抓壮丁的种种惨状。一名壮丁三次逃跑都被抓回来,第四次抓住,军官把他绑紧,用钢笔尖把他的眼睛扎瞎。另一件事是我亲眼见的。我们的教室在一座旧碉堡的第一层,课间常去顶上玩。同学指给我看,"那个人快死了"。据说是逃跑的壮丁,逃跑成功了,却因病重已经回不到家门。但见他直躺在路边,用破草帽盖住脸,胸口因为用力喘气而起伏。下一堂课我再去看,已经停止呼吸。父亲听到一半,闭上眼睛竭力控制着自己。后来知道,1938年进入四川,他便认为亟待改进兵役,愿在这方面尽力,可是国民党不让他做。

另一次我说起人的创造力和年龄有关系从杂志上看来的。有人把中外古今名将立奇功时的年纪作了统计,发现他们立奇功时多在30至35岁。还有,德国战斗机驾驶员的年龄选定在18至25岁,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年龄段的青年,最不顾惜生命当时二次大战正惨烈进行。他边听边点头,然后讲起他多年前在上海拜访岑春萱,岑问他年龄几何,他答三十五。岑很感慨地说道:"正在妙龄"。直到多年后我才明白,这是因为他1926年就着手写《人心与人生》,虽因事忙中途搁笔,但凡听到与人类生命相关的事,都会特别留心。

最打动他的是一句话:"依凡而行者,非夫也"。

初中二年级国文课本里,我最爱读《书鲁亮斋事》和《张巡传》,几乎可以背诵。鲁,康熙、雍正年间人。河南中牟县县令李某以挪用公款罪被革职,巡抚田文镜派鲁去接任。鲁微服赴任,进入中牟境,听见老百姓称赞李是贤令,但愿他能够不走。可是有人说,这不可能,那个来接任的人怎肯放着官不做鲁见到李觉得他确不像贪官,问他为什么挪用公款,李说自己是云南人,离家十年,到中牟后借公款把母亲接来奉养。人到了,官也丢了。鲁思考的结论是:"依凡而行者,非夫也"。不摘印返回开封,请田文镜让李留任。故事梗概如此,原文极生动而有气势。当我背诵到"依凡而行者,非夫也",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。

父子以诗词为题谈话,生平仅只一次,然而他就利用这机会轻轻点醒吟咏关乎人的志向、意趣。不过也仅止于暗示,不从正面说话。

上中学那几年,我心情最郁闷,其实是无缘无故,但不能摆脱。正是在那时接触唐诗,后来又爱上宋词。自己用废纸钉成小本,随时抄录。作为心爱之物,自然带到桂林。所抄以遁世、旷放的居多,描写自然景致的次之。这当然比喜欢俗艳要好,不过缺乏昂扬、奋进之气却很明显。

父亲拿起这些小本看了几次,一言未发。过了大约一年,我从他的书里找出一本《词品甲》,是欧阳竟无大师选的一本词,里面夹着亲笔题签,像是多年前送给父亲的。当时大师已辞世。

他拿过那本词选,先试了试我阅读和理解力怎样,问:桂槐、飞镜、玉兔何所指,回答无误。又问《词品甲》,"品"字在这里作何解我答作品味、品评解。然后他让我看欧阳大师所作序言。大师选这本词的主旨,正是想让人注意,自古词人多柔纤之作,但词非止长于此,词也可作"狮子吼"。我领会了这层意思,此后对诗词的爱好,趋向豪放一路。

1944年秋,日军攻陷桂、柳。父亲避免去重庆,坐木船沿漓江南下,再转桂东八步。在船上住了将近十天,在这种情况下,除了闲聊实在想不出还能做什么。他仍不做纯粹的闲聊,讲民国初年的政治掌故给我听,既有趣又增加我对中国政治的知识。

可是有一次例外,他讲起《论语》来了。现在已记不起谈话怎么转到孔子的。他深情、缓慢地背诵了两段论语,一是子贡赐请示孔子可不可以在行告朔仪式时,省去杀一只羊。孔子的答复是:"赐也,汝爱其羊,我爱其礼"。承认子贡节省一只羊的考虑有道理,可是就孔子而言,他认为应该郑重其事地完成仪式礼。告朔仪式本有定规,但不因先有定规便认定另一种意见即是谬误。遇事可以讨论。

然后又背诵宰我问孔子,父母死了守丧三年是否太长孔子不以可否作答,问宰我父母死了不到三年就穿好的、吃好的,"于汝安乎"宰我回答他心里没有不安。于是孔子说"汝安则为之"又是可按自己的心意做,全看自觉,不搞硬性规定。

父亲看我从字句上懂了,意思也能理会,就不再说话。他想讲的到此为止,如果我心里有疑问,我可以提出,我也可以把疑问留着自己去找答案。当时我没有问:"孔子很开通,很和气,可是礼教恰恰表现为死板,没有商量,压制人的思想甚至强奸人的真实情感,这个矛盾怎么解释。"

中国社会的变迁迅猛无比。我在过去半个世纪汹涌澎湃的社会思潮中载沉载浮,只是最近两年才有了较为恳切的意念,想要理解他的思想,去读那多年前写下的答案。

礼教非常强调"孝",他从不强调,他强调的是孔子对请去告朔之饩羊和问可否不守丧三年所持的态度。此中道理我少年时当然不懂,中年仍不懂,直到种种人生经历积累得多了,才悟出他强调什么,不强调什么所具有的内涵。

父亲说,中国有古训:"父子不责善"。意思是父子之间不责备不抱怨对方没有尽到责任父慈子孝,正确的态度是反求诸己。这句话他完全做到了,哥哥和我也做到了,在某件事情上遗憾之感是有的,但就止于此了。

(题头照:1936年,母亲逝世周年时,与父亲、哥哥摄于济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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